2002年9月，我终于升入大四，在工作的强大诱惑和考研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其一，我对我的专业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其二，我认为我在专业上还有潜力可以挖掘；其三，这也是最具有功利性和现实性的原因，我可以在读了研究生以后找到一份又体面待遇又好的工作(这一点，我坚信是大部分考研学子的心态)。
我本科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而我的目标是四川大学。从一个师范性综合大学到一个非师范性的综合大学，这个差距并不是一两本书就能填补的。由于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两所大学对学生培养的方向不同，即使是相同课程，用的教材也有很大区别。为买参考书，我直接到川大印刷厂提货，实在买不到就叫在川大的高中同学帮我借。就这样，我终于赶在大四开学前把我缺漏的而又必考的课程补了回来。
一般来说，不同的学校和学科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对于要考别校和跨专业的同学来说，身为过来人的我想说：找对跨度的点，这太重要了。
2002年5月的时候，我找到我考的那个专业，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曾绍义教授。我心里战战兢兢：就我一个普通的学生，曾老师凭什么理睬我？所幸的是，曾老师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先生，当他听说我的来意后，他说，把你的学年论文给我看看吧。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论文，他看了之后觉得不错，接着就给我开了很多书目。那些书是5月前川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开会后才确定下来的2003年考研书目，如果通过正常途径，最起码要等到9月全国的考研书目下来才能看到。(我不是川大本校学生，有很多他们开过的课程我的学校并没有开设。因此，很多书对于我而言就等于是一门新的课程。)由于我主动走出的这一步，我比别人多了至少4个月的准备时间。
联系导师在我看来是非常必要的一关，特别是我们这样考别校的学生。提前让导师认识自己，在专业课和以后的复试中都是很重要的。在同等条件下甚至还有可能关系到能否录取。
业务课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几乎所有考研人都担心的公共课问题。为了不让暑假闲过去，我报名参加了北京的一个英语和政治补习班。其实补习班全国各处都差不多，因为很多知名的辅导老师都在全国各地巡回讲座，但我就想换个学习环境。我英语上的是索玉柱的辅导班(秋季班和冲刺班都是)，他在给我们辅导的时候就一边教给我们做题方法，一边鼓励我们，这比要求多做题多背单词要实际得多。后来我自己做阅读是照着他的方法进行的，果然正确率高了很多。再例如我的政治上的是龙十一的辅导班(只有秋季班，很可惜他的冲刺班重庆没有)，他上课的方式比较特别，他把讲解和打题综合起来，在讲到某一个要点的时候往往把这个重点可能出题的方式都告诉我们，久而久之，我们自己在复习的时候，也养成了这个习惯，而这对于应试是十分有效的。上了他的班以后，我的政治几乎没有怎么复习，就得到了我还比较满意的分数。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龙老师每年出的预测卷，去年由于我知道的时间太晚了，结果没买到，可是我做了他附着辅导材料出的练习题，里面有很多题在考研的时候我都发现了，要不就是原题，要不就是换了一种形式。很遗憾没有做冲刺卷，否则我想里面一定有更多有用的题。
关于辅导班这得量力而行，并非只有报了才能上。我一高中同学什么班都没报，结果还是考上了北大光华学院。
2002年9月，我正式进入全面复习阶段。纯粹的复习非常辛苦，每天我6点30起床，中午在食堂吃完饭又去教室自习，晚上10点半回宿舍，洗漱后点着应急灯再战。整个复习期间我的时间是根据考试时间来安排的。例如上午考英语，我就基本用上午的时间来背单词、做阅读、听力和作文；下午考政治，我用下午的时间做政治的时事、选择和问答；上午考业务课一，我用上午的时间来复习业务课一的内容；下午考业务课二，我用下午的时间来复习业务课二。事实证明这样针对考试时间分段复习的方法很好。
2003年1月19日的下午，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重庆深冬的浑浊空气。我坚信迎接自己的会是一个明媚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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